与毒食绝缘 中共特供副部以上这些食品

毒奶粉风波在中国愈滚愈大，博克与网站讨论区同样流传一个震撼力不相上下的消息，就是北京高层有专门单位负责供应绝对安全的食品，意味中共政治菁英的日常饮食，几乎完全与民间沸腾的食物安全危机绝缘。

美联社报导，这些严选食品包括来自内蒙草原、零荷尔蒙的牛肉、西藏高原出产的有机茶，及高山融雪孕育的优质米。

负责提供这些食品的机关名为"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先前在民间几乎未曾听闻，神秘色彩非常高，该中心很少在各类场合出现，成立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党国高层遭遇现在民众遇到的食品卫生问题。

2006 年底，这个中心的主任祝咏兰在对山东科尔生物医药科技开发公司高层一次演讲中说："大家都知道目前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侵蚀。这些成分残留在最终产品（各类蔬菜、肉类、乳制品）中，人食用了这些产品后，对身体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特供中心生产部门一位张姓经理指出，中心对山东柯尔等供应商采取严格标准，若有添加营养成分都是为了增进免疫力及体力，而且所有食品必须都是有机食物，不能经过基因改造，而且要符合国际食品标准。

特供中心如此大费周章，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客户皆为政府高官，与副部长级以上的退休官员。
根据这个中心的网页，所有符合标准的采购食品，都标示有"国A"的标章，意思为最高等级与无可替代。一位董姓客服专员表示，这些产品都是提供给高层官员或政府机构，一般消费市场是看不到的。

张姓经理说，该中心走遍全中国，寻找各地特产的供应商。举例来说，东北长白山积雪溶化所灌溉的稻米，就获得国A标章。

祝咏兰在演讲中提到，东北的大米基地、武汉的水产品养殖基地、云南的茶叶种植基地、内蒙古牛羊肉等基地等全国最优良品种，都成为中心重点培养和采购的原材料基地。

位于内蒙古的赤峰黑鱼泡子有机农牧业开发公司，是特供中心的供应商之一。吴姓销售经理表示，公司生产的有机稻米，多达九成运往北戴河疗养院，当地是退休中共党工干部的海边休养去处，其余在消费市场上贩售，每磅售价约4美元（约人民币27.3元），差不多高出一般有机米售价四倍多，更比普通米贵上14倍多。

剩下的是谎言

远的不说，今年的汶川，瓮安，西藏，杨佳，奥运，周老虎，三鹿等与公众有关的大小事件，从政府的公告媒体报道中,这些事件到底是怎样的，发生了什么，人们无法弄清幻象与真相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如果相信党国家政府，眼前的景色是怎样的呢？地震校舍房屋倒塌，学生死亡，不是由于贪污腐败下的豆腐渣工程，而是大震必倒的倒霉命运。多难兴邦，死者在天之灵对党国应有报恩之心，灾难之后祖国会空前强盛和人民空前团结。

瓮安燃烧的火焰不是为姑娘鸣冤，而是俯卧撑加黑社会。
西藏暴乱是因为藏人愚昧疯狂遇上了汉人的善良和忠厚。
杨佳案不是因为杨佳没有偷自行车，不会撒谎，没有软弱。杨佳也没有精神问题。不是公检法司法程序混乱和腐败，是因为警察文明执法和手无寸铁。
杨家的母亲没有丢失，没有失去自由，只是找不见了。

奥运会是安全的同时也恐怖危险，出门是单双号同时环境优雅没有污染，人文奥运就是拒绝人们的自由，绿色就是花坛盆景平改坡，维护宪法和谐社会就是有游行公园允许申请后收容劳教。百年不遇的奥运梦想最终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举办了一届月球上的演给外国人看的杂耍。
农民是电脑制作专家也是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专家同时是欺诈国家的恶人。

三鹿牛奶有问题。但是，仅仅是不法个人和企业所为，哪没有不法的个人和企业呢，所以说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不可避免的。政府是负责任的，监管可靠可信，通报及时。管理是有效的，媒体是透明的，最终百姓是满意的。

那些为了生长为了健康为了活着不知不觉喝了奶吃了奶制品喂了孩子的永远不关心权力不关心国家安危不关心事实真相的千万百姓还是人么，这些倒霉蛋的权利只剩下爱国了。

事实怎样有那么重要么？当然了，它比国家比党比人民比母亲比孩子，比一切的一切都还要重要，是重中之重。是党几十年来艰苦卓绝斗争的大是大非。这个国家的首要政务，全部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多半的努力，都与改变或掩盖事实的努力有关。豪言壮语或是悲情满怀，不惜代价甚至必要时付出热血生命。这是宣传部文化部文联作协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存在的唯一理由。由此看出要掩盖事实，维持谎言是不易的，要付出代价。

付出了代价就是生产力，谎言是文明的一部分。个人说话与事实不符是欺诈，政府撒谎是生产力，是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一部分。

依靠谎言维系的世界能生存吗，当然。当每一个人都知道是谎言时，谎言是一次错位，一个仪式和象征，一种心照不宣的悲悯的秩序.是坚实的现实。

维持一个欺诈的现实，是中华文明的道德修养和良心庇护,是民族灵魂的栖息之地，同样是国家日常事务的准则，公民的行为规范，社会赖以生存的原则，不能说是不重要。

人类的所有的可歌可泣的努力和牺牲，如果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了知道事情原本是什么样的，一个可信的世界，何必不如随它去了。

在今天，无论是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还是关于2007年10月5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在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关于今天杨佳的母亲在什么地方，依然是没有人关心的事情。

台国安局长指萨斯为中共生化武器

台湾国安局长表示发生在2003年的萨斯（中国称非典），是中国的生化战剂并掌握相当证据，但国安局随后又表示相关说法是口误，这起事件引起台湾政坛的震撼。
萨斯病毒是解放军生物战武器的说法，在互联网上虽然传言不断，不过从未经过证实；作为台湾最高情报机关的国安局首度的证实，引起了各界高度瞩目。
五年前造成全球高度恐慌与众多死亡事件的萨斯被重提，是因为昨天（6日）有立委质询国安局长关于三聚氰胺毒奶扩散事件时，提到当年的往事。
国安局长蔡朝明在回答立委时表示，国安局将萨斯列为生化战剂而且有相当证据，他还说当时请了联合国的专家来查，发现在大陆某些地方有问题。
"口误"
但国安局其后又发表一份声明说那是蔡朝明的口误，行政院长刘兆玄今天立法院时回答质询时，也重申那是蔡朝明的口误。
执政的国民党立院党团对蔡朝明表示不满，立委表示蔡朝明如果提不出证据，应该要请辞下台。
台湾国安局直属总统管辖，总统马英九说他第一时间对蔡朝明说法也无法理解，在与蔡朝明通电后，了解了这是口误。
总统府说，最近蔡朝明生病住院，他在出院后到立法院备询，因为答询时间受限而未能完整清楚表达原意，以致造成误会，蔡朝明已公开表示道歉。
总统府并发表声明肯定蔡朝明的表现。

风波未了
虽然国安局以口误作为事件的解释，但这种态度迅速转变引起种种揣测，在野的民进党也提出质疑。
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上台以来一些作为，被认为极力避免得罪北京当局，但总统府否认通过渠道向北京解释此一事件。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质疑，蔡朝明的改口是因为马英九政府受到北京压力，并配合改变说法。
他们并要求，若台湾政府有证据证明萨斯是解放军生物战武器，应该要拿出证据，并且为感染死亡的民众向北京要求赔偿。
六年由广东地区首度传出萨斯感染后，疫情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当时在台湾曾造成数百人感染，最后有七十多人因而死亡。

杨佳父说杀警察定有隐情 望北京律师参加庭审

上海当局已经通过法律援助中心指定上海翟建律师为杨佳的二审辩护人。杨佳父亲希望由他聘请的北京律师共同参与辩护。杨佳父亲委托的律师之一程海认为，上海当局剥夺了杨佳选择律师的权利。

上海翟建律师26号早晨给杨佳姨妈王静荣打电话，告知他和另一名上海律师吉健村已经被指定为杨佳的二审律师。杨佳父亲杨福生委托的律师程海认为，上海当局向杨佳隐瞒了父亲为他聘请律师的情况，剥夺了杨佳选择律师的权利。

就是杨佳本人的决定也好，高院那边的决定也好，是基于杨佳不知道他父亲为他聘请了律师的情况，现在没有人告诉他，通过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聘请完了他有选择和确定律师的权力，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他没法去做这个决策。

杨福生希望他聘请的北京律师能够共同参与这次二审的庭审。他盼望各方能够努力达成这个愿望。

如果说要有一个北京方面的律师, 就二位律师，一个来自北京, 一个来自上海, 那种效果就更好了,是我希望的, 但是呢现在可能达不到这个愿望。。。因为现在我的律师, 他们国庆节不是放假嘛, 他们可能没在工作, 我前两天在给他们连系, 他们还在努力, 至于努力的结果如何呢, 现在还不太清楚。

杨福生和王静荣近期曾经给上海高院写信，希望对方能通知他们二审开庭日期并允许他们旁听。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杨福生表示，他对于儿子为何犯下惊天血案也是疑惑重重，他认为不会只是因为一辆自行车而报复警察，其中应该另有隐情。

他发生这个事情可能是有一定原因的。从官方透露出的消息是因为去年一辆自行车的事，但是如果是因为一辆自行车引发这么大的血案，恐怕里头还有其他原因。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不会是单单因为一辆自行车，通过查验自行车就发生这么大的血案。我国建国以来还真是没有过。现在从官方披露的消息，就是因为一辆自行车报复警察。

据联合早报消息，翟建律师向该报透露，日前见到杨佳时，杨佳提出：他不是蓄意杀人，那些人的死亡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没有提过无理要求；他要申请证人出庭。翟建说，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杨佳案的二审开庭日期，但根据规定，当局应当在开庭前的三天通知律师。杨佳母亲王静梅迄今依然下落不明。

我为杨佳打官司 http://www.bbsee.com/play/player-22602.html
杨佳袭警事件”民众声音为何倒置 http://www.bbsee.com/play/player-22098.html
沪上袭警案 “刀客”杨佳成长史 http://www.bbsee.com/play/player-22093.html

看神七---看英雄，想城管

翟志刚和景海鹏的成长过程中都曾受益于城管的宽容。正因为城管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都江堰地震灾民代表杨培群在中纪委上访被抓

2008年9月27日下午约2点钟，杨培群丈夫郭新盼先生，从四川都江堰市，约300多公里，专程到自贡市汇东新区四处寻找，才问到笔者租住屋求助说： “我妻子杨培群为了自己利益和全体灾民合法利益。于08年9月22日带着本村灾民联名签名盖红指手印，再次去北京举报，当地政府官员在“5.12”，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滥用职权，做假帐欺骗群众侵吞救灾资金和物资。”

据郭新盼先生向笔者诉说，杨培群是都江堰市胥家镇桂林村村民，她和本村全体灾民向镇政府，市政府反映，干部侵吞灾民救灾款物无果。于08年7月 23日，杨培群带着全体灾民联名举报信，冲破截访人员在各车站，码头层层设卡拦截，终于到达国务院信访办举报，当地官员侵吞救灾资金，囤积救灾物资，谎报过渡期安置房补帖资金等诉求。

7月25日杨培群在北京被当地镇政府官员和警察抓捕押回都江堰，立即被严密监控起来，失去人身自由。7月27日胥家镇蒲阳派出所周警官和治安员 10多人，开着7辆公务车，车牌号为，ZA0123，ZA0133，ZA0135，ZA0137，ZA0136，ZA0132，ZA0136，到杨培群家进行搜查和送达《通知》进京上访进行拘留，判刑。杨立即从自己屋内拿出硝酸和警察以死相拼，本村灾民上百人围观纷纷指责和咒骂，警察是土匪！并向110报警，这伙人才灰溜溜的走了。

9月18日杨培群躲过监控人员，再次去北京上访，22日上午约8点钟，杨给自己丈夫郭新盼打电话说：“我今天上午去中纪委上访。”，中午约12: 35分，郭再次接到妻子杨从北京打电话说：“中纪委叫我下午去才接待。”，当天下午，郭先生在也没有接到自已妻子杨培群的电话了，在晚上约7:52分钟，郭先生接到妻子杨从北京打电话说：“今天下午我去中纪委上访，被抓到四川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关押。”，从此，四川都江堰地震灾民扬培群，迄今杳无音讯，失踪了。

以上四川“5.12”，地震灾区灾民扬培群，依法上访举报，遭到迫害失踪事件，发生在2008年6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就颁布《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和实施《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了，中央信访问责追究制度，为什么对信访人起不到保护，为什么各级行政和司法官员胆敢将中央信访问责追究制度，视为一张白纸？

笔者对四川“5.12”，地震灾区灾民扬培群，她为了本村灾民群体的震灾救助款物，不顾个人安危，自己只身前去北京中纪委举报的精神，我本人对她非常敬侃，并感到自己还不如一个儒妇。我本人对各级行政和司法官员对四川“5.12”，大地震灾区灾民扬培群，进行非法迫害感到揪心的痛。

笔者强烈要求四川省各级行政和司法机关立即无罪释放无辜灾民代表扬培群，并请求中央尽快启动信访问责追究制度，保障我国各地信访人员人权，对迫害地震灾区灾民代表扬培群的有关人员进行问责追究，守信于民！ 刘正有 2008年9月28日于自贡出租屋

大陆人来台湾必须查性病！

海基会网站23日公布台湾“卫生署”9月11日修改“大陆地区人民首次申请团聚健康管理要点”，要求从2009年元旦起，首次来台团聚的大陆配偶都要接受梅毒检查。大陆配偶及人权团体批评，这项做法明显歧视，“太过分了”。

据台湾《苹果日报》报道，长期争取大陆配偶平等权利的“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会长锺锦明不满地表示，马英九先前宣称反对歧视大陆配偶，但台当局这项新规定“基本上就是把大陆人士认定为有性病”，不把大陆配偶与外籍配偶一视同仁，就是歧视。锺锦明认为，当局对婚姻移民应采取一致措施，马英九当局没有经过学者及民间讨论就推出这个非常歧视性的措施，“令人遗憾”。

“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李永然表示，当局对境外移入的配偶不能有差别待遇，梅毒并不是大陆人才有，当局如果认为“有疾病管制方面的需要”，就应要求“所有外籍配偶都接受检查”。目前担任海基会财经法律顾问的李永然说，事先并不知道这项改变，否则他一定会提醒不能这样做。

明年起大陆配偶首次赴台将做梅毒检验，这一规定引发争议。图为大陆新娘抗议台官方欲延长取得身份证期限。来台近8年的大陆配偶唐章琴痛批，这个规定“完全不合理，是对大陆配偶的侮辱”，为何其他外籍配偶不用检查梅毒，“难道只有大陆配偶有这方面的问题？提出这一条规定的人是何居心？”她说，“我们对新当局有很大的期望”，但没想到还是出台这种不合理的措施。
台“卫生署”疾病管制局发言人辩解称，这是比照先进地区的做法，大陆和东南亚籍配偶均需提出梅毒检测和麻疹疫苗接种证明，并非仅针对大陆配偶，东南亚籍配偶相关规定近日也将公告。

中共司法部悍然下文件 禁律师受理毒奶案

中国毒奶粉事件继续受到海外关注，尤其是受害婴儿的现状及婴儿家长将对牛奶公司采取法律行动的最新进展。本星期三获悉，中国司法部已经下发文件，要求大陆律师不要介入毒奶粉案件。

中国毒奶粉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批不幸患上肾结石的婴儿，目前仍在治疗中，而孩子的父亲正在寻求法律援助，准备起诉奶粉制造商。大陆一名律师星期三晚上对本台透露，中国司法部已经下发文件，大意是要求各地律师不得接受患肾结石婴儿家人的相关法律诉讼。

记者：听说是政府不让你们打官司律师：现在我们已经接到这样的文件，司法部下的文件。
记者：（文件）上面怎么样说啊，这个文件？
律师：这个文件我还没有具体看，多余的话我就不再说了。

这名律师似有难言之隐，曾联系其他几位律师，但他们都不愿多谈。河南志愿律师常伯阳表示，目前他们接到通知，如果有肾结石受害者家属求助，必须要向律师事务所报告，再由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向当局汇报。"现在这个事，他们（政府）认为，要汇报，如果代理（毒奶粉索赔案），要请示，他们没有直接打电话跟我说，但通过（律师事务所）所里的领导，说这样的事要汇报。"

常律师认为，毒奶粉造成的受害人索赔事宜，肯定需要有律师参与。而在目前，志愿律师团，希望尽量对受害家庭多提供一些法律帮助。面对来自当局的种种压力，常律师表示，他们会继续下去。"这件事是有点压力，但是没有影响我们去做这件事"。

还了解到，虽然当局早前已经公布了对毒奶粉的检则结果，但是毒奶粉对婴儿造成肾结石的直接后果，及婴儿的治疗情况，大陆媒体不再披露。大陆互联网论坛出现的敏感话题，被人删除。

甘肃的李先生星期三证实，当局早在本月14号，已开始删除这类讨论帖子了。"从9月14号开始以后，后面的（家长们）有关的消息已经发不出去了，说是不让公布有关患者的情况，实际上现在的事态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消息是不让发布的。我在网上也发过好多帖子，只要有关三鹿奶粉的事情，就发不出去。我上的百度，新浪，肯定没法发。"

本台在大陆几个著名网站进行搜索，发现天涯社区，搜狐等多个论坛，有关"三鹿奶粉"，"毒奶粉"及"肾结石婴儿"讨论文章，只见标题，内文已被删除。显示了当局在刻意掩盖毒奶粉，在大陆民间造成的反响。

由于大陆媒体不再报道肾结石婴儿的治疗情况，引来家长不满，这些家长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唯有选择互联网发布消息，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联络其他家长，同时也呼吁社会关注。然而，父母们的希望落空。李先生表示，他11个月大的孩子，因喝三鹿奶粉患上肾结石，他上网发送求助帖子，却屡屡受挫。他认为是政府在有意封杀相关消息。

李先生表示："我认为他（政府）要想把事态稍微平息下来，因为毕竟影响太大了，现在没有人出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点事，根本没有人跟我们联系，现在就记者像您可能还经常关注一下，其他的像本地的记者，他们问了我的电话号码，像留了名片之类的，现在没有过来（采访）。"

李先生对于当局的做法非常失望，而另一名肾结石患者的父母也表示，他一定会通过法律途径，向牛奶公司索赔。

北京市律协9月24号召集五名毒奶粉志愿律师团成员开会，希望他们言行谨慎，不要给党和政府添乱。河北省政法委14号找律师开会，要求他们不要介入三鹿奶粉事件。迄今没有一个河北省律师加入毒奶粉志愿律师团。

志愿律师团成员之一的北京律师李静林24号也被律协找去开会，会议由律协刘副秘书长主持。而在几天前，律协刘副秘书长已经找他谈过话。谈话和开会的大意是希望律师不要给党和政府添乱。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官方公布河北省初步诊断患有泌尿系统结石的婴幼儿已达5770人。随著县郊农村市场调查深入，河北省“三鹿奶粉”受害者人数将大大增加，三鹿集团很可能面临一场中共政权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索赔狂潮。河北“三鹿奶粉”受害消费者家庭大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又急需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和帮助，但受害者们索赔要求都遭到河北律师的拒绝。

原文网页快照见此

杨佳与共产党的公检法共生死

读了朋友在网上打印的有关杨佳案情的一些文章后感慨良多，我告诉这位年轻朋友，我是中级法院的法官，又不幸是个党员，出于组织原则，不便公开表态，我也不会上网，你可代我写个短文，用什么笔名呢？我看艾未未和草虾的文章都写得很好，我就叫艾草虾吧！

杨佳七一杀警，表明他对共产党绝望， 对中国的现行法制绝望了！更严重的是这一重大的杀人案却得到九成网民叫好，上海市以及全国网民纷纷为杨佳作证，公安伤害冤民生殖器、逼死人命的事例太多 了。北京的律师也从法律角度指出上海公检法在处理此案中的许多疑点，几乎可以肯定是上海公安违法伤害杨佳在先，小杨依法维权无望才逼上梁山。但上海的公检 法对所有质疑不作解释，不认错，至今扣押杨母并秘密开庭，其结果会如官派律师早已宣布的杨佳难免.死刑。

我认为：杨佳是与共产党的公检法共生死的。

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错了也是对的；它杀人还要宣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小案轻案尚且根据政治需要讲个“三从”：从重、从严、从快，更何况如此大案呢！

但这次民心向背十分明确，公检法如不公开真相认错，杀了杨佳必定会激起更大民愤，引起更多更大的抗暴事件，后果不堪设想！而不杀呢，首先是上海公检法和吴志民面子下不来，但要挽回这个早已破裂的面子要比医院“修补处女膜”困难百倍！

所以若判杨佳死刑，公检法的法理生命也死定了！

我还认定：从专制走向民主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民主法制的新中国即将到来！

若现在判杨佳死刑，将来在民主法制的新中国，就会树起英雄杨佳的塑像，也许就耸立在闸北公安局大门前，而那些参与杀害英雄的败类就必定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怎公办？现实点，我有个两全之计：判 杨佳无期，顶多死缓转无期，并无条件释放并赔偿杨母。这样既暂时保全了共产党公检法的一点面子也保全了杨佳年轻的生命，又减轻了民愤，等将来民主法制健全 了再公开重审此案，还杨佳以公道，上海市的公检法今后也可减轻些罪责，避免了太多太多的杀人之后又再来“平反冤假错案”！

北京访民聚会庆祝解决一人问题

22号（周一）上午，北京政府信访办聚集上百访民。奥运期间这些访民大多被 “稳控”不能出门上访。今天他们重获自由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访，大家一个月没见心情激动，尤其王学鑫的经过死去活来、不懈的努力，他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区政府按自己的意愿赔偿王学鑫所造成的损失。王学鑫也接受这结果，并邀请大家到餐馆共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 维权胜利。虽然，王学鑫拼最后一 口气，拼个惨胜，这也是近年来首个北京访民公开称：“我的问题解决了” 王学鑫今天拿政府补偿请30位北京访民，"奢侈"一把。此事说明，只要政府合理解决访民的问题，他们的要求并不过份。

奥运后的北京

奥运结束之日的18日拍摄到的情况，奥运结束后，国家信访局接待站全国人大信访接待站（俗称二办）又热闹起来，大批风尘仆仆的访民下火车直奔“二办”，让沉静一个月的二办门恢复往日的喧嚣。奥运期间变相取消上访让二办接访工作人员过了一段清闲日子，残奥刚刚结束一天，滚滚而来的上访洪峰就抵达“二办”，访民要“奥运的损失，奥运后补”。“二办”的人奥运期间清闲自在，奥运后让涌来的访民他们烦不胜烦。

国家机密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年朋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代表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出席本次会议。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中心全权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的特供指定专用产品。

基于对自身优势及对需求的客观判断，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率先投入到食品、茶、酒类等行业中来，被臻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几个。所选用的有机食品均来自严格按照国际、国家食品生产规范和标准生产的有机食品生产企业及有机农业体系，并通过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对已经加入到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中的企业中心还定期的进行评估考核及相关的认证，帮助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对加入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之后没有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及对特供体系的承诺标准进行生产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目前，东北的大米基地、武汉的水产品养殖基地、云南的茶叶种植基地、内蒙古牛羊肉等基地等全国最优良的品种均已经成为中心重点培养和采购的原材料基地。

我们臻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 “安全性”和“营养性”。当前最为安全的食品当属有机食品，用返朴归真这四个字来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大家都知道目前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则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这些成分残留在最终产品（各类蔬菜、肉类、奶制品）中，人食用了这些产品后对身体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进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我国绿色食品的AA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一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再说“营养性”。有机食品无污染无任何添加剂，保持了天然营养成分，因此比常规食品更有营养，含有更丰富的食物纤维、微量元素及矿物质。为了保证特供产品的营养性，对每一入选产品都有详实的数据纪录，这些数据则是通过国家食品检测中心和绿色食品检测中心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得来的。

为满足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的健康需求，我们将保健食品列为一个新的特供品种。保健食品是介于普通食品和药品的特殊食品，其要求更高于其它有机食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格外的慎重。在“安全性”方面要求产品组方理论科学、有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和专家安全性论证，产品必须经过动物安全实验，并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工艺上要求先进、完善，原料及辅助材料安全可靠无污染，不得含有任何激素或化学成分，同时对原料供应商的产地证明及其相关质量认证材料进行审核，特别要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是通过国家GPM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企业；除了“安全性”，入选保健食品必须具有显著的功效性，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求入选产品必须通过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功能实验论证以及人体功能实验，要求有权威专家论证和综合评述。此外，我们还要对该产品的市场美誉度和满意度进行大量调研，最后由我们的专家团综合各项数据给予评定。

为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特供保健食品工作是由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中安质环认证中心两家权威部门承担，在全国范围内上千种保健食品中，经过一番严格的调查和审核程序。从安全、功效、售后服务、外观造型、用户口碑、质量管理体系六大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调研，覆盖全面的调查项目，保证了报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通过六个方面的综合评定，历时半年，“科尔益康胶囊”、“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最终获选。

在此，我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对山东科尔公司表示由衷的祝贺。

记者揭露中共瞒报山西娄烦特大矿难

9月17号，山西省又一个被官方媒体隐瞒报导的特大矿业事故被揭露，一位名叫孙春龙的中国记者在网络上公开他的举报信。

九月十七日，一封名为《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被用特快专递寄出，信件作者孙春龙是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的记者，他举报，八月一日发生在山西省娄烦县的一起铁矿尾矿垮塌事故被有意瞒报。而且这个瞒报与国家安监总局有密切关系。孙春龙也在他的博客上公开了举报信全文。

本台记者联系到孙春龙，(录音)记者:“你是孙春龙先生?”孙春龙:“对。”记者:“山西那个事故你能讲一下你知道的情况吗?”孙春龙:“当时我是到现场采访，因为我们在现场待了好几天了，我那个博客都写着呢，我们这一两天(21日前后)可能也会去现场，另外我们这边单位也有要求，就是一律不能……，现在不能对外说什么。”

据了解，这起重大事故的发生原因与九月初在山西襄汾发生的“九.八溃坝事故”起因类似，都是因长年累积的矿渣没有处理，重量不断增加而导致了整个矿渣山崩塌。

孙春龙的信中表示，遇难者除了山脚下的村民外，还有那些上山捡矿石的外地人，这些人都戴着矿灯。一位现场目击者告诉他，当时满山的灯，一下子都灭了。

官方新华网的对事故的报导说的，‘初步核实有十一人被埋”，这个数字没有变动过。

孙春龙在举报信中表示，事故后，他进行了多方打探，所有的渠道得到的信息都是，被土石掩埋的死亡人数最少在百人以上。随后，他只身去了娄烦县，在几天的调查中，他落实整理出了一个死亡41人的名单，甚至包括居住地址。

本台联系到其中一位死者的亲戚，(录音)记者:“请问是高元清的家吗?”死者亲属:“嗯。”记者:“你是他什么人?”死者亲属:“我是他亲戚。”记者:“他遇难了是吗?”死者亲属:“嗯。”记者:“他们政府有没有给高元清解决一些问题?”死者亲属:“没有。”

有关当局在挖出11具遗体之后，救援就停止了，还有很多尸体被埋在褐色的矿石之下。

孙春龙的同事王晓曾经以举报人的身份，向国家安监总局进行了电话举报时，接电话的人称，山西省上报的死亡人数是11人。这位官员说，还是以省里的数字为准。

9月20日，孙春龙的博客上公开的举报信内容已被删除，他表示，不是他删的。

此前，孙春龙与搭档在八月底采写的《娄烦:被拖延的真相》这篇文章也是在一夜之间被从网站上移除，包括所有其它网站转载的此文网址。

江泽民“退而不隐” 香港党媒宣传释深意

继接连出席京奥开、闭幕式，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之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十七日再次高调亮相残奥会闭幕式，名次仍在胡锦涛之后，而先于政治局其他八位常委。 在全球媒体聚焦下，江的特殊位置再次释放出「退而不隐」的信号。

香港党媒宣传原文 中共特色 反着看会很正确与大多数中共前高官不同，在四年前就已「全退」的江泽民没有在公众的视线中隐去，国家电视台仍会报道他的活动，中共机关报还曾把他与胡锦涛的照片并排刊登在头版位置。 一位曾在中共意识形态部门担任要职的官员提醒中通社记者，在江主政期间，于一九八九年「全退」的邓小平也没有做「隐士」，尤其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高层决策。直到一九九四年，「行走都很困难」（邓林语）的邓小平才开始在人们的视野中澹出。

香港党媒宣传原文 中共特色 反着看会很正确从邓到江，有传统，也有变化。近两年，江泽民出场的活动大多仅具象征意义，如出席华国锋遗体告别仪式、哀悼毛泽东儿媳邵华、参加中南海为汶川地震默哀等。 此外，江的活动还和他本人的爱好相关，已在中国各地留下墨迹的江泽民不时还有题字之举。今年五月二十五日，世界第一大跨径斜拉桥苏通大桥试通车，桥名为江泽民所题；五月六日，内地唯一一所以水产为特色的高等学府上海水产大学正式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江为之题写了新校名。
香港党媒宣传原文 中共特色 反着看会很正确京奥期间，江还会晤了普京、老布什等外国贵宾和老朋友。除了象征性活动之外，今年二月，这位八十二岁的工程师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发表《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一文，随后，国家能源局专门就该篇「能源战略论文」进行了研讨。 分析人士指出，对江本人来说，不做「隐士」，公开「发挥余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已退高官助力政府决策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少见。就目前在位的中共高层来说，给予江泽民特殊位置，也体现出「敬老」、「尊长」的风范，实际上也透露出对前辈影响力的现实态度。

香港中通社北京九月十八日电

如何看透新闻 向读者贡献两条重要常识

要想在各种如山堆积的媒体消息中辨别真假，笔者主要凭借3条，一是凭借自己多年积累而成的常识理性，二是凭借常识理性从媒体的字里行间找出真实的信息，三是以“内部人”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中真相，而不是以某种官方（或外来）调查者的特殊身份去获取信息，因为这种调查往往受到控制，流于形式。 　　

常识需要长期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才可获得。作为“外来者”与“内部人”的经验也完全不一样，几乎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学会阅读中国的媒体，并了解如何作出判断，却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重要经验。在此我想向读者贡献两条重要的常识：

第一，对灾情、治安、腐败等一切所谓“负面消息”，这类消息一般都是真的，实际情况往往比公开报导的还要严重很多。因为中国的“宣传纪律”是报喜不报忧，每有灾害事故发生，都要严格控制对灾情事故实际状况的报导，如规定公开报导的死亡人数不得超过几人（不管事实上死了多少人），甚至灾情损失汇报都成了中共表彰自己的官员们如何勤政的机会。而读者每次读到这些消息时，并不了解媒体人为了报导这些消息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与记者们的勇气。 　　

第二，学会从反面理解一条消息。中国媒体习惯于反面文章正面做，比如当中国的媒体说政府关心下岗工人问题时，大可以把这样的报导理解成下岗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媒体说某领导谈一定要关心“农民问题”，就可以理解成“三农”问题已成为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成了一个领导者不得不表示“关注”的问题。每一次政府高官的贪污腐败劣行曝光，也总被解释成党中央与政府厉行反腐的成绩，却从来不谈腐败问题产生的体制根源。

我始终相信，一个政府如果严格控制媒体言论，那是因为这个政府缺乏政治自信。至今为止，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3年，这段时间正好是美国社会经历“911” 事件创痛之时。在这段特殊时期内，美国国内各种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声音此起彼伏，《纽约时报》一位左倾记者为了反战不惜制造假新闻，但最后只是《纽约时报》将其解职了事。《纽约时报》遇到的压力来自新闻界的职业道德呼声，并非美国政府的压力。美国人民也表现了他们的政治成熟，尽管当时不少媒体持反战立场，但美国人民对媒体并不盲从。美国社会的共识是：美国公民只有充分、无畏地面对针对美国政治的一切批评，才能保证民主和自由；公共讨论的自由不可限制，限制这种自由等于摧毁民主制度的基石。允许各种反对力量活跃在自己的国土上，既是美国充满魅力之处，也是美国人民热爱自己国家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我衷心期待，在未来的中国国土上，人们可以在没有任何政治恐惧的状态中，自由表达任何思想。

连云港市田湾核电站,发生爆炸

江苏省连云港市田湾核电站上月底发生变压器爆炸事故，并引发火灾，核电站一名消防员受伤，一组生产于乌克兰的变压器被炸毁。不过，官方传媒并没有报道。连云港官员昨日接受本报查询时称，涉及的机组自动安全停堆停机，其他系统设备报称“没有异常” ，没有辐射泄漏。

连云港政府一名姓张的工作人员向本报说， 8月26日下午5时32分左右，位于连云港市境内的田湾核电站1号机组变压器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火警在晚上10时30分被完全扑灭。

据了解，扑救这场火警有一定危险。因为消防员一方面要有效扑灭外部明火，降温冷却，另一方面要拆卸变压器上方零部件，通过有辐射危险的孔洞向变压器内部灌注泡沫进行灭火。当局合共出动了14辆消防车， 1辆指挥车及超过66名消防队员赶赴爆炸事故现场。

即晚灭火官方：没泄漏辐射 张姓官员强调，政府成立工作组应付事件，应急办也立即投入运作。江苏省省长助理，公安厅长黄明指挥应变工作。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王琦则在田湾核电站爆炸事故现场，察看情 。

田湾核电站据称是“中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 。 8月16日，田湾核电站一期工程刚宣布， “全面建成后连续安全稳定运行一周年” 。据称，一年来，该工程未发生停堆（不反应不发电），停机事件，排放量远低于国家控制标准，两台机组各项性能指标优良。田湾核电站一期工程是中俄两国迄今最大的技术经济合作项目，两台106万千瓦的核电机组设计寿命40年，年发电量达140亿千瓦时，其1,2号机组分别于去年5月和8月投入商业运作。

三鹿董事长田文华不为人知的创业史

作为中国乳品专业生产企业的三鹿，奶粉产销量已连续11年全国第一，可称真正的"奶粉大王"；酸牛奶保持全国第一；三鹿液态奶后来居上稳坐全国第四，然而三鹿并未就此止住脚步。目前三鹿瞄准国际乳品业领先水平，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那么，三鹿集团将如何实现其新的战略目标呢？记者就此采访了三鹿集团的董事长田文华。

田文华董事长说，三鹿集团的战略目标即:到2007年，奶粉产销量13万吨，液态奶产销量180万吨，销售收入160亿元；2007年奶粉产销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酸牛奶和系列高附加值保健食品力争全国第一，液态奶位居全国前三名，同时进一步开拓外国品牌长期占据优势的高档奶粉市场。

奶粉、液态奶优势互补决胜市场

石家庄三鹿集团是靠奶粉"发家致富"的，特别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是三鹿的拳头产品。三鹿奶粉的声誉在全国各地有口皆碑，农村消费者更喜欢三鹿奶粉的品质好、价格优。凭借这样的实力，三鹿奶粉已走进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千家万户；三鹿奶粉产销量连年飙升，2003年达6．2万吨。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便捷、新鲜的液态奶逐渐成为消费者特别是城市消费者的新宠。1999年，国内乳品企业有的纷纷上马液态奶生产线；有的"静观形势"，举棋不定。三鹿领导层经过周密的调研和论证后，一致认为:液态奶将很快成为中国消费者的首选产品，未来的乳业谁先占领了液态奶市场，谁将拥有绝对的市场优势；奶粉市场也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消费者对营养强化奶粉、保健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呼声高涨，对三鹿又是一次很好的机遇；三鹿研发必须跟着市场、跟着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走，"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们研发的目标"；液态奶市场做大了，对进一步扩张奶粉市场必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两者在市场上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弥补。

1999年，三鹿大举进军液态奶市场，相继推出超高温灭菌牛奶、酸牛奶、调味牛奶、乳酸菌饮料等系列液态奶产品。几年来，液态奶产销量迅速攀升，由1999年的0．6万吨增加到2003年的46万吨，进入全国前四强。"今后，我们将根据2007年的战略目标，加大奶粉和液态奶生产线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拓宽市场，做密网络，让每一位中国人喝上营养、健康的三鹿乳制品。"三鹿集团副总经理张振岭说。实践证明，三鹿集团领导层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

三鹿集团的"资本"
田文华告诉记者，三鹿在用全国的奶源做全国的市场，三鹿已在河北、河南、天津、山西、甘肃、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建立了自己的奶源基地，有"托牛所"、"奶牛公寓"和"生态奶牛养殖园区"等养殖模式，实行"四统一分一集中"的管理模式。随着城市型奶业企业的资源匮乏、内蒙古等地草原的退化，突出了石家庄周边区域是全国最适宜奶牛饲养的地区，农业部在"全国奶业优势区域发展规划"中，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冀中"奶牛带确定为全国重点发展的十大奶牛基地之一。现在，三鹿已有16万头奶牛分布在全国各地，"充足的奶源是三鹿在竞争中取胜的最好武器 "。
关于质量，消费者最有发言权。阜阳奶粉事件期间，全国各地的三鹿产品消费者纷纷来电来函，为三鹿打抱不平，给予三鹿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并谴责造假者。江苏镇江一位王姓消费者来信说，他儿子自出生后，已连续喝了13个月三鹿婴儿奶粉，儿子没有得过一次病，身体检查回回健康。"我是一个最有发言权的消费者。我要为三鹿证明，三鹿产品老百姓信得过。我是受益者，我有义务证明三鹿奶粉是好产品。只要拥有三鹿，宝宝就会健康快乐。"这是千千万万个消费者的心声，也是对三鹿最好的回报。三鹿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田文华董事长有一个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质检部提供的质量检测报告。一流的奶源，一流的检测设备，一流的生产工艺，一流的研发队伍，一流的管理，保证了一流的三鹿产品质量。

消费者的信任是最大的财富" 消费者对三鹿的信任和青睐，是我们最大的财富"，田文华自信地说。近两年，乳品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增长，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产品同质化程度非常严重，最终导致恶性竞争。由此，乳品企业利润下降甚至出现了亏损情况，特殊群体的消费者更得不到自己满意的产品。三鹿集团为了避免以上情况，让更多的消费者喝上三鹿乳品，由博士、硕士组成的研发队伍，紧紧抓住市场的脉搏、消费者的需求，相继研发出中老年降糖奶粉、高钙高铁奶粉、女士低脂高钙奶粉、准妈妈奶粉、双歧因子牛奶、AD牛奶、高钙酸牛奶、无糖酸牛奶等产品，赢得了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和青睐。三鹿雄厚的研发能力，是在不断地学习、消化、吸收、积累、创新中进步的，三鹿请新西兰、英国的乳品专家到企业传授技术，并聘请了28位在国内有影响的高级设计人员、营养专家、博士、学者、高级工程师作为顾问，为三鹿集团的新产品开发献计献策。"别的地方可以节省一些，但对新产品开发的投入一分钱也不能少"，投资3000万元的三鹿集团国家级乳品科研中心，已引进国外、国内先进的科研设备和仪器139台(套)。三鹿集团与江南大学在三鹿集团总部申报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销售决定一切。没有销售，就没有企业存在的条件。

"高素质的销售人才、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团结的销售队伍是三鹿决胜市场的超级武器"。三鹿在全国的销售网络日益坚实、缜密，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小店，都可以找到三鹿产品，这样的营销网络令食品界纷纷瞩目，同时三鹿也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中国名牌。三鹿将"速度营销"作为营销信条，销售网络从分级管理模式向扁平化管理模式转变，三鹿新产品可以通过销售网络在4天之内铺到全国每一家商店。三鹿先后与家乐福、大润发和沃尔玛等大型超市合作，逐步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石家庄三鹿集团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资本"，实现了一次次铿锵有力的跨越。胸怀"为民族乳业的振兴而努力奋斗，为提高大众的营养健康水平而不懈奋斗"大志的三鹿人，正在为2007年的战略目标奋斗着，也在向"瞄准国际乳品业领先水平，跻身世界乳品业先进行业"的企业目标迈进。

上海多个区弥散不明气体 相关部门展开调查

核心提示：15日晚9点多，上海杨浦、虹口等区的许多居民纷纷反映：他们接连闻到一股刺激性气味，四处弥散，导致一些居民出现呕吐、恶心甚至昏迷的情况。但对于是何种气味，居民各有说法，有的说像农药味，有的说像韭菜、还有的说像大蒜的味道，非常难闻。 东方网9月16日报道 昨晚9点多，本市杨浦、虹口等区的许多居民纷纷反映：他们接连闻到一股刺激性气味，四处弥散，导致一些居民出现呕吐、恶心甚至昏迷的情况，两名女子送医院就诊。记者连线SMG电视新闻中心记者宣克炅了解到，当时全市其它地区也出现了刺激性气体弥漫的情况。在开鲁路开鲁四村的门口，在这股怪味出现后，很多居民纷纷跑到了马路上，记者赶到现场时，还有少数居民仍在小区外马路上行走，居民们纷纷向记者介绍，当时空气中弥散着浓烈的刺激性气体，但对于是何种气味，居民各有说法。开鲁四村保安介绍说：“气味就像农药味，当时大楼上的居民全部出来了，跑到马路上。”居民张先生认为：“气味像韭菜、像大蒜的味道，非常难闻，不是正常的煤气味道。”居民刘女士说：“当时气味蛮刺鼻的。我和老公就跑出来了。”居民周小姐干脆驾车带着孩子出去兜风，结果在其它地区也同样闻到了这种异味。周小姐说：“当时其实已经躺在床上了，就闻到一股味道，时间长了就流泪，就听到楼下很嘈杂，很多人都在看，就带着孩子一起出来，整个小区里都是味道。带着孩子去兜一圈，路过火车站时也闻到这些味道。”两位居住在杨浦区的女子因闻到该气味后出现不适被送入长海医院就诊。家住中原路990弄的刘小姐在闻到刺激性味道，晕倒在地，被家人送入医院打点滴。刘小姐一边打点滴，一边向记者叙述情况：“很冲鼻，就是感觉让人很恶心。”刘小姐父亲刘先生说，“外面气味比室内还重，当时女儿就晕过去，然后呕吐。”不仅杨浦，虹口、长宁、黄浦等区的一些居民也拨打110、120和环保热线，表示闻到了这种刺激性气体。记者随后与环保部门取得联系，对方表示，在接到居民反映情况后，环保部门派出环境检测车，但由于浓度较低，不明气体的性质无法确定。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燃气、公安等部门在接到居民的来电反映后，也展开调查。晚上11点多开始，味道逐渐消散。目前，不明气体的来源和性质仍在调查中。

从杨佳到“人肉炸弹”一步之遥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8月26日，有好几百个访民聚集在四川省高级法院门口，要求法院院长接见。警察到场维持秩序，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只是哭声、骂声、抗议声、口号声响成一片。访民们高喊：“打倒腐败法院”、“打倒土匪法院”、“严惩犯罪法院”、“严惩黑法院”。有人甚至高呼：“难道非要我们上访人员变成人肉炸弹，才能解决问题吗？”
“难道非要我们变成人肉炸弹，才能解决问题吗？”读到这个出于激愤的惊心动魄的呼号，我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了一个多月前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事件。
去年7月10日傍晚，杨佳骑着一辆租来的自行车，在闸北区普善路口被警察拦下，他们说杨佳的自行车是偷来的。杨佳被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扣押审问，查明自行车不是偷来的，便把他放了。杨佳因扣押时被殴打致伤，多次到闸北分局上访，闸北当局曾派两名警务人员到北京杨佳家中，承诺给予一定的赔偿，了结此事，杨佳没有同意。在事情没有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杨佳在今年7月1日独闯上海闸北分局，制造了6名警员被杀、5人受伤的流血事件。
面对这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最可取的态度是总结教训，避免再发生类似不幸事故。上海当局应该在追究杨佳刑事责任的同时，查清导致杨佳袭警杀人的原因，接受教训，改进工作，消除产生恶性事件的条件。但是，从近两个月的情况看来，事情完全朝着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上海当局不但不认真彻查导致惨案的原因，反而采取种种违法手段，掩盖事实真相，欺骗舆论，欺骗公众。具体事实有：
（一）关押证人，制造假象。悲剧发生的第二天，杨佳的好友郏啸寅在网上发布《上海袭警事件内幕》，揭露杨佳去年被上海的派出所扣押时曾遭到殴打，以致丧失性功能，因此才多次上访，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取得相应赔偿。郏啸寅第二天就被警察关押，过了几天，上海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诽谤罪批准把郏正式逮捕。
郏啸寅究竟是揭露真相还是诽谤警方。两相比较，我宁可相信郏的揭露。事件发生后许多网民指出：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促使杨佳采取如此残暴的手段来进行报复？警方否认刑讯殴打，显然是谎言。但是，一般的殴打拷问只能伤及身体四肢头部骨骼，怎么会有丧失性功能的后果呢？巧得很，我在昨天《北京晚报》第16版的“新闻点点评”里，发现了一条摘自当天《新京报》的消息：“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长春三名干警指使四名在押人员向市民张庆嘴中灌盐，并实施殴打、掐睾丸等虐待行为，致其死亡。”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专政部门的刑讯逼供种种手段中，还有着“掐睾丸”这类旷古未闻的残酷方式。长春的张庆因被“殴打、掐睾丸”而死亡，杨佳有没有受到类似的酷刑而丧失性功能呢？我认为至少是很有可能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杨佳是个温顺的孝子，因酷刑而致“无后”，自然无法忍受；投诉上访又得不到妥善的处理和合理的赔偿，这才铤而走险，犯法行凶。追根溯源，是警方的刑讯逼供和未能妥善处理，导致杨佳行凶杀人。事实上，警方对于派出所的酷刑使杨佳丧失性功能是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才有两位警官到北京寻求和解的过程。如果杨佳在上海派出所仅仅受到一般的盘问审讯，两大警官会不远千里，纡尊到北京杨佳家里去解决问题吗?
被关押的知情人不止是郏啸寅，还有杨佳的母亲王静。事发当天下午，上海警方便派人到北京慧忠里杨佳住处，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王静带到大屯派出所，从此下落不明。杨佳的亲属委托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劲松向北京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人民检察院、闸北区人民法院举报王静失踪，可能是被绑架，要求侦讯查处，当然不会有结果。既然是“协助调查”，完全可以冠冕堂皇的进行，为什么要采取绑架式的关押隔离方式呢？除了害怕她说出事实真相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别的解释了。
（二）违规操作，为杨佳指定官方的辩护律师。杨佳父亲委托北京雄志律师事务所熊烈锁等律师为杨佳的辩护人，熊律师等在7月15日到上海，却见不到杨佳，也不能查阅有关案卷。17日下午，检察院约见熊等，出示杨佳的笔录，内称：他只接受他母亲为他聘请的律师，其他律师均不接受。这种拙劣的把戏，明眼人一看便可看穿。首先，杨佳的笔录是真是假，大可怀疑。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刘子龙律师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五点疑问，都是上海警方无法辩解的。其次，即使杨佳笔录是真，也是在杨佳和他母亲被警方严密控制、丧失人身自由、不能与外人接触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警方一手操控下演出的这幕丑剧，除了说明警方的卑鄙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那么，警方为杨佳指定什么样的律师呢？据网上报道，此公大名谢有明，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这就怪了，杨佳袭击的是闸北分局，怎么会聘请被袭者的法律顾问来做自己的辩护律师呢？据《广州日报》7月8日报道，这个谢有明说：“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有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作为杨佳的辩护律师，他居然在法院审理之前就宣判了杨佳的死刑，这是完全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的。与其说他是杨佳的辩护律师，不如说他是闸北分局的代理人；与其说他要为杨佳辩护，不如说他是在配合警方。为杨佳指定这么样的律师，充分暴露了上海闸北当局掩盖事实真相的卑劣用心。
闸北警方用这种瞒天过海、掩耳盗铃的手法，关押证人，操控律师，妄图遮尽天下人的耳目。这样不仅很不光彩，而且也很危险。上海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但社会不稳也在不断增长，且不说东八块几千拆迁户的呼声和郑恩宠的冤案，早已在上海以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杨佳袭警案的前后，见于网络报道的就有：
（1）6月12日，一位姓周的女士因拆迁问题到杨浦区政府上访，遭到区政府人员殴打，打后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训话，到晚上11点才被允许到医院验伤。她向媒体投诉后，《上海法治报》记者林宇丹和摄影记者翁磊于6月27日到杨浦区政府采访，也被区政府的6名保安围殴，翁磊在暴雨积水中被拖走一百多米。
（2）7月2日，上海一名年轻瓜贩因西瓜被收缴，持刀冲进城管中队，将城管队长和一名警察砍伤。
（3）7月17日下午，金山区富茂农贸市场有3名市管人员被一名摊主用尖刀刺伤。
（4）在此之前，崇明岛上曾发生袭警事件，一名警察遇害。官民矛盾如此紧张，是缓解矛盾还是加剧矛盾，考验着上海的领导人。在官民矛盾中，主要矛盾在官府一方。只有官方彻底改变与人民对立的阶级斗争思维，放弃对人民权利的侵害，改变动辄对人民施暴的惯性，才能缓解矛盾。上海当局处理杨佳案的方式，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加剧矛盾。杨佳袭警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官民矛盾尖锐化的反映。如果官方不努力缓解矛盾，反而加剧矛盾的话，那么，就像成都的访民说的那样，出现“人肉炸弹”也不是不可能的。杨佳和“人肉炸弹”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两者相距只有一步之遥。希望当政者对这个问题能有所认识，有所惕厉。
特别需要指出，从杨佳到“人肉炸弹”的危险，并非为上海所独有。遍布全国的维权运动，暴力镇压的惯性，使全国各地都弥漫着有可能爆发的着火点。成都8月26日的群发性事件，就是多年积累的。据有关报道，四川省高院近几年判处了大量冤假错案，不服终审判决的申诉案就达四千多件。四川如此，其他省市恐怕也差不了多少。遍布全国的有冤无处可诉、上访又遭镇压的访民，都有可能发展成为杨佳第二，甚至成为“人肉炸弹”。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我认为把问题估计得严重一些，可以引起从上到下的重视，更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人，都应该有这个警觉，认清官民矛盾的严重程度，转变观念，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为官之道，正确处理已经形成的冤假错案，消除发生恶性事件的条件，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真正落实到最能破坏和谐社会的要害上。
从杨佳到“人肉炸弹”只有一步之遥，手握权柄的人们，警惕啊！

三鹿与质检总局联手的屠杀

小时候看书说外国的资本家把牛奶倒进河里；长大了发现中国的资本家把孩子倒进河里！

三鹿与质检总局联手的屠杀

两三天内，三鹿集团从开始坚称奶粉质量合格，到承认奶粉受污染，到今天试图将责任全部转嫁给“不法奶农”，再联系到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删除六月份即有的奶粉污染投诉，企业的蓄意与质检部门的渎职，它们联手谋杀了婴儿——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不法奶农”当然要追究责任，可是三鹿集团及质检总局才是罪魁祸首，它们不受严厉惩处，类似的屠杀事件就将持续上演。当然，我相信随着事实持续披露——前提是中宣部不作为——将会有更多责任部门卷入。
可怜的是，三鹿集团是一家十多年的销售冠军，是国家龙头企业，是百强，是……这样的企业也放弃应有的底线，出产有毒奶粉，这一事件若轻轻放下，只拿几个奶农当替罪奶牛，那么，中国的食品工业与中国人的健康将一起完蛋。


中新浙江网9月11日电近期甘肃、江苏、陕西、山东、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出现多例子患肾结石婴儿，由于发现曾吃三鹿奶粉，市场出现了对三鹿奶粉的质疑，今日上午10：40分，新民网连线三鹿集团传媒部，该部负责人表示，无证据显示这些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
该负责人指出，我们公司十分关注此事件，目前已派员前往甘肃、江苏等地参与相关部门的调查。同时他还强调，三鹿是奶粉行业品牌产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质量合格，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相信质检部门会查个水落石出。”该负责人说道。
据透露，三鹿集团委托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按照国家标准，对蛋白质含量等多项指标进行逐一的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标准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因此三鹿奶粉质量是合格的。(作者：张骏斓)


记者追寻 6月投诉的内容已被隐藏 据网友介绍，在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的“留言查询”版内，6月30日就有消费者报料，在湖南儿童医院，有5名婴儿得了肾结石病，其中一个6个月，一个8个月，一个10个月。而且这些患病婴儿长期吃的是同一个品牌奶粉。该投诉者在留言板上还急切地说:“请尽快查清奶粉是否有问题，为避免更多婴儿得此病。” 记者昨日在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官方网站的留言查询里，确实查询到有编号为“20080630-1622-25262”的投诉。不过，该投诉的内容已被隐藏，但回复仍在。食品生产监管司在7月2日的回复是，“请你提供问题奶粉的详细信息，以便我们调查处理。” 在9月6日、9日的留言里，记者发现均有消费者向国家质检总局反映有婴儿因长期服食奶粉而患肾结石。该消费者还表示:“强烈希望你们能检验此品牌奶粉的质量，以免更多的孩子再受其害!”当时，国家质检总局回复称，该局正在严重关注此事，并联合有关部门积极调查处理。同时，该局还建议消费者，“请你也将详细信息向卫生部门反映”。 (南方日报)


中国经济网9月12日电 今天（9月12日）上午，南方都市报记者从三鹿集团获得的一份材料称，此事件是由于不法奶农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三月接投诉未发现问题三鹿集团说明了检测出三聚氰胺的过程：三月中旬，接到消费者投诉：说孩子尿液发红，有结晶现场，我们公司立刻派人到消费者家了解情况，根据反映的产品批次，请求地方有关部门对产品进行了检测，同时到国家有关部门检测，结果显示产品符合国家标准。8月1日已经查明真相6月中旬后，病例增多，并且有住院治疗的。我们向有关专家咨询产生的原因：通过对产品大量深入检测排查，在8月1日，得出结论：是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造成婴儿患肾结石，不法奶农才是这次事件的真凶，并立即上报，而且通过卫生部发布会召回婴幼儿奶粉的声明。警方正抓捕不法奶农8月1日查明后，但为何没有及时发布消息，对此，三鹿集团没有说明。目前，公安机关已开始抓捕添加有害物质的不法奶农，追究其法律责任。

http://www.emea.europa.eu/pdfs/vet/mrls/077000en.pdf

杨佳案：不仅仅关乎生死

1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对于事物的反应都不是技艺性的，而是出自道义和良心，超越种族、地域乃至于阶层限制，为某种义理而不顾生死，呼叫，呐喊，抗争，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直到正义像上帝一样充满尊敬地对人说：“你们做了应当做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将被呵护。” 即使在一个昏暗世界，人也能够发现美好，认为人生值得留恋，原因何在？就在于周围人在日常事物中总是能够做出良知和道义的反应，使你觉得这个不理想的世界还有美好的一面，让你认为值得活下去，否则你将很难坚持。 这就是公义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具有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发生在五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就全方位展示了一个人的死亡被公众的良知所呵护，在公众汹涌澎湃的愤怒呼叫、呐喊与抗争中，坚如磐石的国家法律也终于被撼动、被废止，这在以前似乎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从社会发展意义上来说，孙志刚事件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历史价值，值得反复玩味探讨。 由于孙志刚事件与我即将谈论的杨佳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所以，在展开话题之前，尽管人们对这个案件已经耳熟能详，我仍然觉得有必要简单回叙一下，我们会从这件事情中找到入口，进入到对杨佳案的探讨之中。) 2 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一种从来没有被大规模（相对于意识形态宣传而言）宣传的针对一部分公民的规定，这就是外来人口到一所城市必须办理相应的登记备案和身份证明等手续，然后你才能够在这个城市呆下去，否则你就会被认为是对社会构成恶劣影响、破坏城市形象、甚至对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人，你也就不再是什么公民了——不是公民了当然也就不再享有公民权利了，丧失公民权利的人还是人吗？不是人了，于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警察和有关管理人员就有理由像抓鸡打狗那样抓捕这些人，把他们关押进收容所，像豢养动物那样养几天，然后用交通工具分别遣返回原籍。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发生人对 “非人”的咒骂、欺辱和殴打，凡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心有余悸。 我还真的见到过这种心有余悸的人——2001年我装修房子，请的是北京一家久负盛名的装修公司设计和施工，来了五个河南人。这几个人本分而勤恳，活儿干得异常漂亮，但是在生活上他们仅仅维持在维持生命的状态。由于舍不得到外面买饭吃，而装饰公司又不允许在业主家做饭，所以年纪最小的那个年轻人就总想避开我，偷偷摸摸在一只电饭锅里胡乱放些大米和蔬菜，再放上一点点油盐在一起煮。我看见五个人蹲在地上分吃这种所谓的饭食，心里很不是滋味，不但允许他们在房子做饭，还时不时给他们买一些腊肠、熟肉和水果之类，于是他们格外珍重我们之间的关系，把活儿做得愈发细致，直到现在我仍旧感念那几个人的勤劳、认真和努力。 ( 有一天突然只剩了三个人装修工人，一问，原来另外两个人昨天晚上在街上走的时候遇到了盘问，不知道为什么就给抓到收容所（据说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了。剩下的这三个人有过这种经历，所以他们准确细致地给我描绘了被抓走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 就像我们很多事情那样，凡是国家意志推行的东西都被说得很美好，收容遣返制度被说得很美好：为了帮助在城市的无业游民返回家乡，国家特意花钱来办这件于国于民都有益处的事情；在全国大大小小城市建立起来的难以计数的收容所据说也很美好，所有被遣返的人都幸福愉快……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在实行遣返的过程中，亲爱的收容所员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会变得残暴起来，对被收容者（外来务工人员、流浪者、乞讨者）进行令人发指的敲诈勒索、辱骂殴打，被救助者成为了救助者欺凌蹂躏的对象。 “……跟当一回犯人差不多。”工人叙述完被抓捕遣返的经历以后对我说。 这让我心里很不平静：北京林立的高楼不是那些在办公室里一杯清茶一份《参考消息》熬时间的官员建设起来的，而真正的建设者却像囚徒一样遭受这样的待遇，太不公平，太不人道了。然而也就是感慨一下而已，你无法改变什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结果，那两个被抓走了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人用精湛手艺为我做了一套令人赏心悦目的橱柜，每次走进厨房我都会想到这个人，并且还免不了做不祥的猜测，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不是自己亲耳听说亲眼看到，在宣称“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竟然有那么一部分人群（而且是为这个国家流血流汗的人）处在像猪狗一样被驱赶的状态，你是无法相信的。更让人无法相信的是，在这个被宣传得异常和谐温暖的地方，你看不到这部分人群的任何痕迹——从报纸上看不到，从广播上听不到，从电视上看不到，他们简直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事情还是因为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作为“被救助者”给打死了，才造成社会影响，人们才看到一个从未了解过的世界，见识到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事情的严重性才凸显出来。 孙志刚（1976—2003）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艺术系艺术设计专业，2003年2月受雇于一家公司到了广州。3月17日晚11点左右，未办理暂住证也没有带身份证的孙志刚在路上被查看暂住证的警察抓住，送往黄村街派出所。孙志刚打电话给朋友，要对方把身份证明文件送往该派出所，但是朋友赶到派出所的时候，孙志刚已被作为“三无人员”转送到收容站去了——这极为荒唐，孙志刚不但有正常住所，又有合法工作，更有合法的身份证件，完全不符合收容条件。那么，一个羸弱的大学生怎么就被“收容”了呢？我们只能推想发生了强迫性的暴力行为，“收容”两个字在这里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辱骂、扭打的气味，否则，孙志刚不可能会跟上他们走。 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三天以后，年仅26岁的孙志刚竟然被发现死在了收治收容人员的医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尽管这样，一个被遣返人员说死就死了也是个事情，得有人做出解释。孙志刚死在官方设办的“收容所”里，自然得由官方出面解释，官方的解释简单而毋庸置疑：孙志刚“正常因病死亡”。 这时候，我在文章开头说的那种“出自道义和良心，为某种义理而不顾生死，呼叫、呐喊、抗争”的力量出现了：记者调查后发现孙志刚完全不是官方解释的 “正常因病死亡”，而是被毒打致死。这个消息一经公诸于众，公众的情绪马上激愤了起来，在媒体和网络上纷纷发表意见，对官方形成很大压力，官方不得不答应重新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变了，不是“正常因病死亡”了，怎么死亡的呢？是孙志刚“在医院被护工和同房的病人给打死了”，为此，广州市当局甚至还拘捕了十几名涉案人员，并于同年6月9日对这些人做了判决。 我对这件事的细节不甚了解，譬如我就不知道出门的时候还好端端的孙志刚是不是突然发了神经，撞进了派出所的大门？在派出所，这个人是不是继续发神经，把自己毒打了一顿，然后被亲爱的警察送进了医院？病房里的那些人是不是也突然发了神经，决定把素不相识的孙志刚给打死，他们不但这样做了，还真的说打死就给打死了……这是不是有一点儿卡夫卡小说的色彩？ “出自道义和良心，为某种义理而不顾生死，呼叫、呐喊、抗争”的力量把目光投向了更为深远的地方，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据我所知，先后有八名学者上书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做过的事情——2003年5月14日，法学博士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2003年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8位学者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时代毕竟在进步，如果放在1957年，这8位学者轻则被打成右派，发配偏远地区，重则锒铛入狱，在铁窗中度过余生，然而这次事情朝正确方向发展了：200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批准公布了一份名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文件，这份文件的公布标志着造成很多罪恶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自动废止。 据我所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由于一个人的死亡以及由此触发公众非议而导致某项国家法律被废止的事件。对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解读：国家法律归根结底体现的是人民的利益，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都应当逐步修改乃至于废止；还有一种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社会学解读——我们把这种解读放在谈论杨佳案之后。) 3 好，我们进入杨佳案。 新华社前天（2008年9月1日）编发了这样一篇短短的通讯：“今天上午，对致6名警察死亡、3名警察和1名保安受伤的被告人杨佳作出一审判决，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今年7月1日，北京籍男子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连续捅伤9名民警和1名保安，并致其中6名警察死亡。杨佳随即被当场擒获。7月10日，此案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8月26日开庭审理，众媒体被谢绝现场旁听，庭审结束后，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简洁极了。 所谓简洁就是设置了绘画技法中的“留白”，设置了小说创作中“疏密得当”中属于“疏”即留给读者想象的那一部分，于是人们据此开始想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9月1日是在哪里、通过什么形式宣判的？对于具体案情，宣判书又是如何解释的？造成如此大面积社会影响的一个案子为什么要秘密审判？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案情为什么不公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是有一种“我决定把你杀了就把你杀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强硬逻辑在发挥作用？可怜的人们很想知道。 但是没有人让他们知道——所有信息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使是“无冕之王”的记者也莫可奈何，没有任何办法向公众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据说在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知情权”也是公民权利之一），于是，本应当在理智框架内发展的事情就有了情绪化色彩，成千上万网民在网络的简要报道后面跟帖，发表大量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有的很愤怒（“你要敢杀杨佳，我就敢再杀几个警察！”），有的很反动（“国家机器杀人不见血！”），有的很无奈（“杀了就杀了，你能怎么样？”）。 当时我觉得问题很严重，我认为任何民意举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到了今天早晨，我就发现自己太愚拙了——同样的问题，政府的想法截然不同，就是显得有气派：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下令网站把所有有关杨佳案的新闻和网友议论删掉不就完了？结果这个重大案件的报道齐刷刷从网络头版消失了，即使你从网络深处把消息调出来，网友那些愤怒的、反动的、无奈的留言也都不见了，十分干净整洁，整个世界就像处女一样纯洁可爱。 莫非又有一种重要的“有”就此变成了“无”？赶忙查找有关报道，还好，有的媒体竟然还披露了一点儿法院审理的情况，使我们对事情有了一些了解。 消息称：“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0月5日，杨佳骑一辆无证无牌的自行车途经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受到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由于杨佳不配合，被民警带至派出所询问，以查明其所骑自行车来源。此后，杨佳对公安民警的盘查不满，多次向公安机关投诉并要求赔偿，闸北公安分局派员对杨佳进行了解释、说明和劝导。法院认为，根据民警盘问杨佳的录音录像及相关证人证言证实，公安民警对杨佳的盘问是依法有据的。而杨佳因无理要求未获满足，遂起意行凶报复。经查，杨佳经过充分准备后，于2008年7月1日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持刀对数名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员的头、颈、胸、腹等要害部位连续捅刺，造成6名民警死亡、2名民警轻伤、1名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轻微伤。杨佳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有查获的作案工具、被害人陈述、目击证人的证言和《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及相关《鉴定书》等证据证实，杨佳到案后亦作了供认。” 这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中性消息——至少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根据这个消息，我们只能根据法院提供给媒体的材料做出这样的推断：杨佳案案情清楚，证据确凿，无可辩驳，没有什么可说的。 起初我也认为杨佳案案情清楚，证据确凿，无可辩驳，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很多人并非像我这样愚蠢呆傻，他们认为事情远非警方和法院解释的那样简单，他们有自己的见解。 下面我们借助这些人的见解了解一下他们感觉到的东西。 有人搜集杨佳案被披露以后网友们的留言和评论（如我上面所言，这些评论目前都看不到了），发在博客上，据说这些留言和评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对杨佳的作为表示理解和支持，要求案件公开审理，要求科学公正裁决，形成了很大的民意浪潮，我在这里选择一部分不至于产生什么政治后果的言论—— 怀疑自行车是偷来的警察竟然要对杨佳盘问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要低估公众的智商，公众希望了解事情的整个真相,应该公布完整录音而不是片段；如果是秉公执法,没有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哪来的同意赔偿之说？如果没有发生损害当事人权益的严重事情，上海警方为什么兴师动众赶到北京去杨家做工作？杀人动机决不会是警方说的那样简单,一个人选择杀人的理由不可能这样简单；上海法院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不公开审理这个案子是违法；不公开审理说明什么？上海法院有没有权利确定不许任何人旁听？为什么不许任何人旁听？为什么连媒体也不让进入现场？是否有不为人知的内幕？杨佳杀了6个警察,竟没人同情警察,反而同情杨佳，可见民众的积怨有多深！如果你公安心里没有鬼，为什么见不得阳光？我们要的是知情权！不要以为你们手里有枪就什么事都可以干,刀也一样杀人！ “美国中文在线网”今天（ 9月3日）也发表题目为《杨佳案一审判死刑　未平息网民质疑》的文章，称：“这宗案件备受关注，网民多番讨论杨佳犯案背后原因及动机，何以因自行车而起的纠葛，最后发展到袭警杀人？上海市公安局在事发后曾在网站通报，说杨佳是因为不满自行车被调查一事而报复公安民警才‘实施行凶犯罪行为’的，不过，当晚这个通报便被撤下了，不知公安局是否担心事件会引起公众垢病？” 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古书上说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场面，我们心情复杂——倘若一个古典美人仪态万方，“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还能从中发现美，赞叹：“嚯！小娘子确实漂亮！”如果“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不是什么古典美人，而是一条肌肉发达、胸毛浓密的大汉，那可就有点儿可怕了；倘若这条大汉再从琵琶后面露出一只巨大的充满血丝的眼睛，声音不高却字字钢钉一样威胁你说：“小样儿！我看你再问！我看你再问！”当然更可怕——谁敢保证那家伙会不会突然从琵琶底下抽出长刀，“嗵”的一下杀你一个透心凉？谁也不敢保证。 所以，我觉得很恐怖。 4 从心理学上说，恐怖源于神秘，即对事物的不可知。神秘的事物当然要被人猜疑，虽然公众的网络评论被遮蔽，人们无法再问几个为什么，但是人的思想是无法禁止也禁止不住的，结果我看到了如下让人觉得更为极端的言论—— “在本次关于杨佳的私审事件中,最吸引我的是那些幕后操纵者的深层恐惧。这种深层恐惧是对杨佳进行‘私审’的动力之源，是民众的觉醒意志和抗争力量，但是，只要民众的呐喊还没有形成为燎原大火，只要抗争的怒焰没有烧到他们身上,他们绝不会做丝毫的让步，他们什么也不怕！” “官权和特权凌驾于法权之上，公权力的横暴无度,权贵们的胡作非为,得不到法律的有力制约,得不到舆论的广泛监督,强势群体为所欲为飞扬跋扈,弱势民众的逆来顺受更助长了他们的肆无忌惮，于是这个世界便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什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他们还能够花天酒地,只要他们还能够鱼肉百姓,天大的道理也无法震动他们任何一根神经。” “今日之杨佳,在多数民众的心目中已近于英雄形象，他们不敢让法庭成为民众声讨不义的战场,他们惧怕杨佳会揭露出他们不可见人的罪恶,他们不敢将丑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才调集秘密警察把守法庭并屏蔽记者和民众。但是,他们抓住杨佳的手在颤抖，因为既要除掉杨佳以解心头之恨,又要避免催化民众的情绪,他们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绞尽脑汁反复筹划，最终想出了这样一种秘密审判的办法。” “他们有一种如意算盘，觉得时间会消耗掉民众的情绪,民众一旦沉默,一旦恢复常态，社会依旧会被他们控制,历史依旧会在原地打转……这就是所谓的‘稳定’和‘和谐’，在和谐稳定中，他们可以继续贪污受贿,继续花天酒地,继续残害百姓，祸害民生。” “对既得利益的誓死捍卫之心,使他们不时处于高度警觉状态，民间的一点风吹草动甚至网络上的几行文字都使他们如临大敌坐卧不安。既然到了这般神经质的地步，那么就没有做不出来的疯癫之事。有正义感的记者的相机、录音机，民众的口舌,在他们眼里都是极其可怕之物，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恐惧之中。” “杨佳已成为民间一种精神力量。如果说他们现在的恐惧是因为杨佳的存活，那么,他们必定还要为杨佳的死而继续恐惧。他们以为隔离了杨佳就能暂时封住民众的情绪,此种愚妄之举只能引发民众的更广泛的同情，人民的忍耐一旦到了忍受极限,怨气转成杀气，表现在局部是杨佳刺警之类的事情，表现在一城一地便是‘瓮安’式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表现在更大范围……（删去部分文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整个统治阶层将面临灭顶之灾。” 我说了，这是很极端的言论，我当然不能同意它所表达的观点，之所以把它们引述到这里，无非想说明：杨佳案的处理招致了民间愤懑情绪的聚积，这是党和政府必须正视并应当迅速处理好解决好的问题，否则，即使表面上一切都很平静，也潜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你什么人要说这样的话？！” 我一介书生，无非是感觉到了一种对党、对政府不好的东西，而这种东西非常有可能给党和政府带来危害，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把这种担心说出来。话说到这里，我也反问自己一句：“不说出来又如何？”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当公理和正义开始用极端方式发言的时候，我们这些在不义面前保持沉默的人将会被历史羞辱，历史会指责我们说：“该你们尽良心和责任的时候你们什么也没有做！” 我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必须说一说。 5 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一句话：“杨佳案不仅仅关乎生死。” 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是本篇文章的标题，这也是作者主要想说的东西。 孙志刚事件和杨佳案都牵涉到当事者的生与死的问题，生死问题似乎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孙志刚因为被打死了才引起公众愤怒，杨佳案是因为给杨佳判了个死刑才引起网民的不理智言论；孙志刚死亡导致一部国家法律死亡，杨佳案的最新进展导致公众更进一步追究真相……其实这都是问题的表象，在所有这些问题的深处，隐藏着驱使所有人采取同样态度的某种元素，这就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在上述事件中，人们并非在简单地追究什么人的生死，他们追究的是自己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究竟是不是公民？如果是的话，我的公民权利在哪里？国家的公权力和我的不能被动摇和侵犯的私权利的边界又在哪里？当国家侵犯我的权利的时候我如何行使自卫？有没有某种机制、某些机构给我提供援助？当城管人员和警察殴打我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被称之为“后果”的东西使他们至少有所顾忌，而不至于酣畅淋漓地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打死，而且似乎不必承担责任，到时候政府自然会调动一切手段来进行遮掩……如果我再很不恭敬地想到艾因·兰德描述到的一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接受她的思想还是拒斥她的思想？如果我选择后者，社会能否给我以事实上的支撑，让我理直气壮地宣布说“艾因·兰德在胡说八道”？) 真是麻烦——怎么又扯出一个艾因·兰德来？艾因·兰德到底什么玩艺儿？” 艾因·兰德是美国著名的思想家，1905年2月2日出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1926年，也就是在她21岁的时候流亡到美国。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留给艾因·兰德的精神创伤促使她终生反对极权主义，成为她学说的一大特点。艾因·兰德认为，如果人们试图生活在一个和谐的、有理性的社会中，他们就要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准则，这个基本准则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和主张。承认个体的权利，意味着承认并接受人类为了有尊严地生活而得到其本性所需要的条件。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是禁止在社会关系中使用强力。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为它的人民提供保卫自己权利的武器，那么，就将使每一个公民都武装起来，把自己的家庭变为堡垒，并且向每一个经过家门的陌生人开枪，这样，社会就会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 除非法律所禁止，个体有权利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对于政府官员来说，除了法律允许的之外，他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事。这就是把权力置于权利之下的原则，这也是美国关于“政府是法律的政府，而不是人的政府”的理念基础。由于保护个体权利是政府的唯一目的，所以政府立法必须遵循的准则就应当是：所有的法律都必须基于个体权利之上，都必须为了保证这种个体权利的正当实现。人的权利绝对不能够被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集团单方面所控制。 任何团体都是无数个体的集合，除了个体权利之外，团体没有其他的权利，或者说，团体的任何权利都是从个体的权利引伸出来的，是个体自愿的选择和在契约条件下的让度，是个体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利运用。个人在团体之中既不可能获得新的权利，也不可能失去他所本来就拥有的权利。个体权利的原则是一切团体存在的道德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团体就不是一种合乎人类理性的联合体，而是一帮人或者一群人组成的暴民集团。换一句话说，团体的活动如果不从个体的权利出发，它就仅仅是暴民的统治，是法律的私刑。 艾因·兰德极而言之，政府是人类权利的最大威胁，它具有使用强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公民的法律垄断权。如果对政府不能进行有效限制，政府就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 艾因·兰德在《政府的性质》一文中具体描述了一种社会状况：“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颠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艾因·兰德据此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引文自《新个体主义伦理观——艾因·兰德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篇幅所限，我不能再继续引述了。我必须郑重声明，引述不等于赞同，更不等于据此确证我们眼前这个世界，我只是想指出，孙志刚事件、杨佳案蕴含着的东西远比当事人的生死更为深刻复杂，政府和公民都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左右为难，而且似乎本能地选择了遮掩，怎么办？ 我的建言是：果断决定公开审理杨佳案，向公众公布案件所有细节；倘若真的有警察伤害了杨佳，该承担法律责任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罪责严重，该判刑的判刑，该杀掉的杀掉，绝对不能因为这些人执行的是国家意志就被豁免，“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国家绝对不能为一部分公务员的歹徒行为买单；绝对不可以在公众没有了解案件全部细节之前杀掉杨佳，否则后患无穷，这绝不简单是一个叫杨佳的人的生死问题……所有这些东西当然都很重要，但我认为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必须汲取教训，在以后遇到此类事情时，把你为之服务的人民当作自己的朋友（我们且不说主人），你起码得懂得为人之道，在相互交往中不说谎，不欺骗，诚实，本分，可靠……有了这些，你还怕什么呢？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你就用不着像网友说的那样“无时无刻不处在恐惧之中”了，因为你活在一个拥戴你并让你感觉温暖的伟大群体之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会用全部生命呵护你，你不用有任何担心。 但是目前，至少从对杨佳案的处理上可以看出，他们显然仍旧担心，我甚至觉得他们担心得有些过头了，事情反倒很难办。